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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京南村贰个人村支部书记的意愿,紫罗兰色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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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京南村三位村支书的心愿:为103位革命烈士建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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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文

永定培丰塘边村民“红”到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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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荣标 简忠华

黄深洪和黄友谊接受记者采访。

永定区培丰镇洪源村尖峰山下有个塘边自然村。该村背靠抚市镇山背村,外接抚市、龙潭。解放前原有50余户200余人,全部是佃农,村民安分守己,生活清贫,苦不堪言。

夏日的梅雨稍稍停歇,空气中弥漫着氤氲的湿气。当太阳努力地冲出云层时,天空霍然晴朗,蓝天白云,清新如洗。

1927年4月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同年培风革命先驱林梅汀、简祥明、郑庸经等在大排罗星坝创办培风公学,并利用多种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当时塘边村民简同庆、简美湖、简兆文等先后在此就读,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从此,革命火种在塘边村生根发芽。与此同时,培风当地团匪纠集国民党反动军队经常到文溪、长流、老富垅、塘边等村洗劫,搜捕镇压革命志士。1928年8月,太平区委组织发动了太平里秋收暴动,由于计划泄露,暴动失利,部队撤回文溪,并在文溪成立了太平游击队,林梅汀任队长,塘边青年简明才、简兆文、简兆林、简接林等20多位纷纷参加。

几天前一位黄石的文化人告诉我,说大冶茗山乡黄京南村的一个不大的山头上,埋葬着103位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如今,这些烈士的坟茔都被杂草掩盖,且无一块墓碑,有的甚至从土层上己看不出坟的痕迹来了。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援助一切劳苦大众,开展红红火火的革命斗争。同年秋,太平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郑荣澜任主席,并相应在文溪、洪源、长流等乡成立乡苏政权和共青团、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土改分田。塘边村民投入到各种革命活动中,当时洪源乡苏维埃政府设在大宗祠,简兆文任洪源乡苏主席,简兆林任乡赤卫队队长。1930年5月,培风各乡赤卫队编入红十二军,当时参加红军的塘边村民有27人。1930年冬至,洪源乡苏政府在大宗祠开会商讨革命斗争。当地团匪获知后,勾结国民党49师前来镇压,洪源乡苏主席简兆文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塘边村由此遭到洗劫,损失不计其数。

同事文化人,同是生活在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的我们,怎么可以忍心看着这些烈士的英魂在荒山野岭无人看管、无人过问?以至天长日久而被人遗忘呢?于是,几个文化人与新闻媒体人约在一起,决定赴茗山乡黄京南村对革命烈士的坟墓问题进行采访。

1931年5月4日团匪和国民党部队49师又来本村大举摧残,扬言要杀尽“赤匪”。村民纷纷逃往山背村,来不及逃走的,或被枪杀,或被捉去变卖。粮食、农具、耕牛等都被洗劫一空,房屋大部被烧毁。1932年春,村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陆续回村,恢复生产;不料同年7月团匪和国民党张贞部又来“清乡”,至此,残余的房屋被烧毁,一切财产尽绝,塘边村满目疮痍,一片焦土。为保存革命火种,塘边村民在兆邦、兆铭众兄弟的带领下,毅然跟随红十二军转战江西。到达江西后,有的村民继续参加革命,老弱妇幼则参加当地农业生产。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陷入重围,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准备突围,而跟随红军来到苏区的群众回转原籍,继续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塘边村民由此踏上了艰苦而又漫长的回乡之路。1935年春,村民拖着疲惫之躯陆续回村重拾家园。回村后当地民团时常前来骚扰,所幸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八团机动灵活地打击地方反动民团,确保了基点村群众的安全,群众才得以安心度日。红八团在当地开展游击活动期间,塘边参加红八团的人员有简远芳、简来方、简兆丰。由于当时负责单线接头的孔夫村民张灵周不幸牺牲,塘边村革命火种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7月1日上午十点,我们从黄石开车出发,约四十多分钟就到了黄京南村。该村的退休干部黄深洪等接待了我们。我们跟着他沿着村里的小路,走了不远就看见了一个土山包,山包不大,山上也几乎没有路。满山都是杂草和荆棘,如果不是黄深洪向我们介绍,我们完全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包上,竟然埋葬着一百多位革命烈士的遗骨。

1929年以来,塘边村全村楼房被拆毁、财产耕牛农具被洗劫不计其数;在前方作战牺牲的有15人;作战负伤、退伍后死亡的有6人,作战负伤致残的有2人;作战冲散流落他乡的有4人;革命家属被摧残流散各方死亡的有30人;摧残时被匪徒捉去变卖的有8人;共计绝嗣闭户的有16户,人称塘边村民“红”,真是“红”到骨!

而更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葬满烈士遗骨的土山上,竟然长着五颗直径都在一米左右的高大松树!这么粗大的松树,我除了在黄山、泰山看见过以外,好像其他的地方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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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常青,松树也代表着英雄的品格。这些松树在这里陪伴着烈士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些松树是怎么来的呢?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移栽而来的?

(原载:2019年7月25日《闽西日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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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刘永良

幸有古松为烈士守灵

监制:马 斌

黄深洪说:“这些松树都有两百多岁了,一直就长在这里。原本是有七棵的,后来死了两棵就只剩下五棵了。”我说:“这些松树应该都是古树了,要多加保护;而这些烈士是英雄,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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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黄深洪找几位年长的人来,讲一讲这些烈士的情况与故事。黄深洪说:“这些烈士牺牲在这里都快90年了,年轻人和中壮年人基本上都不知道烈士的情况,我们也都是从上辈人那里听来的。而我们村最了解这些烈士情况的人,是老村委书记黄开志,可惜今年89岁的老支书,在你们到来的前十几天刚刚去世了!”

就在我们深表遗憾之时,黄深洪看到了一位正在砍柴的老人,他立即上前将那位老人叫了过来,说:“他就是接任黄开志的村支书,他叫黄友谊,现在也退休了。他比我了解的情况多。”

黄友谊说:“具体的烈士的名单我没有,但有关烈士的一些故事和埋葬情况还是知道一些的。以前这个山上没有这么多烈士坟,大约只有八十多个。1973年三治五改时,我们的老村支书黄开志看到邻村及野外还有一些散落的烈士坟,于是组织村民将那些烈士孤坟迁移到我们村的这片松树林下面来了。” 黄友谊还说:“从我的前任支书到我的后任支书,我们都十分关心这些烈士的安葬问题,并且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给这103位烈士建一个陵园,作为教育我们下一代的课堂,和供人瞻仰、旅游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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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土炕上,埋的都是烈士遗骨。

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想法,那实施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行又来到黄金南村村委会,找到了现任支书黄朝盛。黄朝盛很年轻,充满了活力,他拿出来一些整理好的资料给我们看。其中有土地革命时期黄金南村的革命斗争零散资料,和103位革命烈士的具体名单。

通过这些零散的资料和具体的烈士名单我们得知,黄金南村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革命时期,属于中共大冶县委的第八管理区。黄金南是通向大冶各个地区及周边县市的关口,所以这里长期驻扎着国民党的保安民团军队。而就在离这里不远的殷祖镇南山头,又是中共工农红军的集结根据地,所以由工农红军领导的赤卫军就经常在这里与国民党的保安民团军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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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烈士坟茔几手全部被杂草掩盖了。

黄朝盛说:“当时的农民赤卫军是红军的一只规模宏大的后备力量,仅大冶县就有赤卫军5767人。但赤卫军使用的武器很落后,都是刀、叉、鸟铳、镖枪等,而保安民团军则是国民党军提供的正规武器。尽管两军武器悬殊,但赤卫军们依然英勇顽强地与国民党保安民团军作战。从1929年到1931年,在黄京南一带打了大大小小数十次仗。具体在这里牺牲了多少赤卫军战士难以统计,但从民政部门的资料可考得知,埋在这里的烈士共有103位。这些牺牲的赤卫军烈士中有农民、工人、学生以及学徒工,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的都有,其中最小的是十五岁的童子军团团长。”

英烈昭昭,我们的先烈为了后代的幸福牺牲了自己,且牺牲得那么悲壮,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烈士用鲜血浇灌出来的鲜花丛中的人,难道不该早一点为他们建一个陵园?让他们安息,让我们安心,让我们的后一代铭记吗?

下面是其中的几位烈士简历与牺牲情况:

万作芝,男,大冶县黄金湖公社人,1901年出生,1929年参加红军,后在大冶县苏维埃政府工作。曾带领赤卫队镇压了土豪李盛钊、柯大须等。同年6月在黄京南村被保安民团军俘获杀害。

王全党,男,大冶县保安公社王胜村人,1900年11月出生,1927年参加农民赤卫队,任七区联络员。1930年6月在黄京南村附近被保安民团军抓获,用开水活活泡死。

朱幼甫,男,大冶县金山店公社朱山头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童子团,任团长,同年6月,带领团员参加攻打黄京南民团时中弹身亡,时年仅十五岁。

朱致甫,男,大冶县金山店公社柏树下人,1900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任乡赤卫队长,参入攻打保安、黄京南等地之敌。1930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抓到陈民祠堂割掉耳朵后杀害。

刘汉连,男,大冶县金湖公社港边人,1902年9月出生,192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大冶县第六区第五乡赤卫队员,1931年冬随乡赤卫队参加了攻打黄京南村的战斗,后在黄京南村被捕,敌人将他钉在门板上,乱刀砍死。

陈守如,男,大冶县矿山公司陈迩霞村人,1912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赤卫队员,同年在攻打黄京南村时被敌人抓捕,活埋。

张坤山,男,大冶县茗山公社张进益村人,1902年出生,1927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7月在攻打黄京南村之敌时被捕,敌人对他使用割鼻子、割耳朵的种种酷刑后,复用煤油将他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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